央企并购关注产权性质

2009年过半不久，央企特别是资源类央企海外并购的步伐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期，平均每月一次海外并购的案例吸引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窦尔翔认为，之所以人们这么关注央企的海外并购案例，主要是由于央企产权性质的原因。也正是由于此，央企在出海并购过程中受到了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削弱这些因素的影响，央企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控股或参股国内民营企业，或者多个央企联合民企另外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形式来弱化对方的政治敏感性。

记者：近期，国内企业，尤其是央企出海并购频繁，特别是在能源资产这方面，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窦尔翔：的确，近期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许多央企特别是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明显加快。这是由于，首先我国央企属于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资产型企业，央企并购案多于民企企业并购案；其次，央企并购案多受关注主要是产权性质使然。民企并购似乎与国际主流的市场经济相融合，而央企却具有国有性质，这犹如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容易引起政治敏感是一个道理；第三，我国目前处于重工业发展阶段，又雄踞“世界工厂”地位，这使中国成为能源消耗大国。GDP增长的刚性目标决定了资源消费的刚性，消费刚性则决定了定价权的优势地位在于供给方。并购海外能源企业，可以作为增强我国在能源资产定价博弈中占有优势地位的重要方法之一。

记者：从目前看，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成功率并不高，有成功也有失败，就像您刚才所说，央企往往会因为其国企身份而受到猜忌，从而影响并购的成功实施。近期的中铝并购案就是明显一个案例。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窦尔翔：如果了解美国的本质原则，央企在美国收购容易遭到非市场力量破坏而失败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美国的本质原则是“所有的表象原则和立场都要服从美国利益”。美国的所作所为，其初衷是：靠前，“主义的敏感”。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尽管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深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会对美国造成政治威胁。只要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并购，都必须保持高度敏感，严格审查。第二，大国的威胁。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攀升，GDP增长遥遥领先并持续增长。只要并购能给未来具有“巨无霸”潜力的国家带来好处，美国必然要破坏阻止。第三，经济组织层面的压力。除去政治因素，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层面的企业，在理论上国家容易通过转移支付等非经济手段增强某一个国有企业的实力。国会出面干预实际上是一种暗含对等性的应激心理。第四，市场控制力担忧。中国已经在能源消费环节处于世界垄断地位，在能源供给环节也能获得世界垄断地位。第五，资源的特殊性。能源产业的基因性表明，能源的多寡制约着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从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速度。而世界能源存量不断消耗，能源的稀缺性不断增加，获得能源不仅是获得了价值，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控制力。第六，产业链环节的顺序。任何一种能源产业都是一个产业链，当一种资源短缺的时候，越是上游产业其控制力越强。中铝失败同样也反映了央企海外收购的一般原因。

记者：如上所说，中国的国企去海外并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对方在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困扰，也就是说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您认为应该怎样消弭这种影响？

窦尔翔：尽管有人也将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但在本质上看，仍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影响来自于被收购方政府的部分政客，要直接消弭是困难的，但可以采取策略性方法加以解决，以达到类似的改良效应。靠前种方案是知难而上，获得保守利益，诸如分手费与实践经验。尽管力拓撕毁了协议，但其代价是力拓必须按照双方先前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公司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分手费协议类似于期权或对赌协议。中国企业应当“百折不挠”，继续积极参与类似有价值的并购活动，并设置更加复杂的对赌协议条款。一旦成功，参与并购便达到了国企的目的；如果失败，则可以得到比1.95亿美元更多的分手费。同时，并购参与显然还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惟有参与并购实践才能得到的经验。第二种方案是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毁约“泛经济”（比如舆论）应对准备。不仅从政治和舆论层面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也可以使我方获得舆论收益。第三种方案是改变现有收购模式，代之以新的增强定价权的模式。一是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中国尽快减少高消耗、低附加值产业链的比例，从资源能源约束中解脱出来；二是对企业进行技术革新，降低能耗。第四种方案是国企“易容术”。既然国外有阻挠央企并购的“潜规则”，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控股或参股国内民营企业，或者多个央企联合民企另外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形式来弱化对方的政治敏感性。

记者：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多数央企尚不具备海外并购条件。您认为，目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是否具备条件和时机？

窦尔翔：我国实施海外并购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性。首先，我国处于大宗资源品消耗国境地，必须为资源能源的获得及其价格制定采取行动；其次，我国拥有2万亿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这是国际购买力资源，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极大的贬值风险；第三，外部环境因素有利于海外并购。金融危机一方面是流动性紧缺，从而提升了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实体企业可能正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面临倒闭和资产贬值的趋势，海外并购具有某种“抄底”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