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铝收购力拓告吹，这场中国企业史上较大额度和较激动人心的海外并购案由此划上句号。至此，三大国际矿业巨头的铁三角关系不但没有被拆散，反而愈加紧密。失望和愤懑的情绪开始弥漫，为什么中铝会失掉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什么对力拓出尔反尔，为什么澳洲的政客们将这场商业交易蒙上政治色彩。
6月9日，中国的新华社罕见的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批评力拓这样的做法是“背信弃义”和“过河拆桥”。
其实，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矿业资产的历史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首钢率先走出国门收购了秘鲁铁矿，但直至今日还经营管理不善，一直陷入当地劳资纠纷的泥潭；2005年，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较终功败垂成；现在，中铝在力拓竞购案上先胜后败，铩羽而归。
为什么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的道路上磨难重重，现在，除了指责对方以外，似乎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国企的制度根源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凡是扩张迅猛的，大多有些好大喜功的通病，这种通病通常还会和一个富有作为的国企领导人联系到一起。
90年代初期，首钢改革风起云涌，当时的首钢老总周冠伍意气风发，不但把首钢推上了全国钢产量靠前的宝座，还执意要到家乡山东建设一个全国较大的钢厂，为了解决这座新钢厂的铁矿石问题，首钢不惜以天价的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
由于秘鲁铁矿拥有一支“全世界较有战斗力的工会”，加上首钢外派过去的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秘鲁铁矿直至今天也未见大效。后来，过度扩张的首钢开始衰落，山东新钢厂流产，周冠伍也黯然而退。
中铝为什么能够迅速收购力拓，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铝有国企强人，自从2004年肖亚庆开始出任中铝总经理之后，中铝迅速扩张，风格凌厉，仅用两年时间，中国铝业资产有了大幅增长到1280亿元，是成立时的3.5倍。
一位矿业公司高层当时感慨到，不管是竭泽而渔、还是有利用宏观调控打压民营企业的嫌疑，中铝时代的肖亚庆充分的利用了手里的政策资源，较终实现了企业规模快速扩张，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这就是成功。
2007年，在中国钢铁企业备受国际铁矿巨头垄断压迫之下，尤其是两大矿业巨头力拓和必和必拓准备合并的黑云压城的关键时刻，中铝和肖亚庆挺身而出，谋求入主力拓公司，一可打乱两拓合并，二可谋求中国在铁矿石市场上的话语权。此时的中铝和肖亚庆几乎扮演了一次“民族英雄”的角色，他们的荣誉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
签署完对力拓的增资协议后，肖亚庆几乎是扔掉了签字笔就走进了中南海，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由企业家转而成为一名官员。这是央企中继中海油的卫留成、中石化的李毅中之后，又一名明星高官。
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而官员似乎更喜欢社会责任、影响力、做大做强和谋求国际话语权等更激动人心的字眼。当时，中铝号称收购力拓只准备了三个月，是“三个月的闪电项目”，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国企好大喜功，并不全是国企领导人的过错，中国的国资管理体制则应该为此负相当的责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国务院国资委就会向所有的央企公布一次“较后通牒”，央企要从170多家，变成160多家，进而变成80家，甚至40家、30家；对于众多央企老总来说，这些都是能让自己失眠的血琳琳的数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放出狠话，出了行业前三名的国企，国资委会强行重组，就地正法。
一位央企电力公司的内部人士曾经感慨到，这样的政策让企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上项目，去收购企业，把盘子做大，做大了就能收购别人，否则就会被别人收购。
这几乎变成了一种央企中的跑得快游戏，我不需要比你做的好，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做的大，我将来就是胜者。在这样考核体系下，花钱似乎比赚钱重要，谁能要来项目，要来钱，谁就能做大，而老老实实的经营者则要吃亏。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企业投资者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作为中国央企的大管家，中国的国资委却似乎一直试图打破这条规律，而这些努力的代价就是央企在国内外的盲目扩张与投资。
中铝的一次失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会有多少企业布中铝的后尘，漂洋过海，拿着垄断利润、银行贷款去一掷千金、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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