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在本文中将采用范建勇提出的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的简易公式：上，i表示地区i，k表示行业k，Ek表示第i省第k行业的产值，vk表示第i省k行业占全国该行业产值的份额，并且按升序排列，n是省份的个数。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值越接近于1就表明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

（3）空间相关性。空间自相关性是指在空间上空间单位的指标数值大小具有聚集或者分散的情形。从本质上讲是由于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存在，同种经济活动有集聚的趋势，也就产生了空间单位数值的大小在空间上的布局具有集聚或分散的性质。图空间散点图负相关（LH）正相关（HH）正相关（LL）负相关（HL）Moran‘sI值用来测定所测空间单位是随机分布的还是彼此之间具有空间相关性。

在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之前，首先要建立空间权重矩阵W，本文中采取的是区位相邻矩阵，它是一个由0和1所组成的n阶对称矩阵。具有相同边界的省份判定为具有相邻关系，反之没有。WlF1表示i省和省具有区位相邻，WlF0表示i省和省不相邻。

Xi表示空间单位i的变量，在本文中指i省的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产值。

计算出来的Moran‘sI值介于1和-1之间，I>0表示单位间呈正的空间相关，而且越接近1表示关系越密切性质越相似。I<0则表示负的空间相关性，越接近-1表示单位间差异越大。而I接近0表示单位的不具有空间相关性，所测目标值是随机分布的。（4）空间散点图。空间散点图用来更深层次地检验各地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散点图的横轴为x，代表各省的本身观测值，纵轴为Wx，代表的是临近地区的观测值（见）。散点图被划分为4个象限：**象限（HH）落在这一象限的省份自身的观测值高且临省的观测值也高；第二象限（LH），在这一象限的省份自身观测值低但邻省观测值高；第三象限（LL），这一象限里的省份观测值低且邻省的观测值也低；第四象限（HL），这一象限的省份是自身的观测值高但邻省的观测值低。2、变量选取。选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海南省数据未选用）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09年各省区的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产值作为各项指标的变量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首先用行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计算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产值居于前5位的省份的份额指数（见表1和表2）。表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CR5指数行业年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整理。表2.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整理。2000-2009年之间，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一直呈现出高水平的产业集中。CR5指数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保持在0.64以上的高位，只有在2001年CR5是0.636，低于0.64（见表1）。不过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CR5指数从2007年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2007年的0.672的水平下降到了2009年的0.646，基本与2000年的水平持平。同时，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10年的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大体和CR5的变化趋势相近，也是表现出较高的集聚程度（见表2）。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也是除2002年外一直保持在0.64以上，并且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经过6年的增长，由2002年的0.638增长到2008年的0.686，直到2009年出现了下降。由此可见，两条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都表明集聚已经成为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长期趋势，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地带，而中西部地区占有的份额很少（见表1）。2009年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前五位中有三个省份是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别是江苏、浙江和上海，三个省份的总市场份额达到了46%.其中江苏从2006年开始一直居于全国产值**的位置，而且所占份额逐年上升，2009年更是占到了全国份额的28.1%，市场份额比第二名浙江的两倍还多，遥遥**于其他省份。前五名中剩下的两个省份分别是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和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广东在全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连续6年居于全国前三。表3.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RD经费前7名省份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山东河南RD经费（万元）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整理。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是高科技行业，对于创新研发具有较高要求，而且在创新研发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更是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引进国外的相关技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RD经费排在前7名的省份，江苏以20亿元的RD经费的经费支出排在全国**位，是第7名河南的7倍之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排名前五的省份也都是我国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在引进技术和投资研发方面具有其他省份所没有的资金优势（见表3）。这五个省份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在对外出口医疗设备和仪器仪表产品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且这些地区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同样十分的发达，在国内销售方面具有运输优势。这五个省份的基础设施完善，融资市场发达，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优越，产业链完善，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大，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集中的现状MoraNsl散点图三、产业相关性检验和分析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都比较临近，这是巧合还是他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可以通过Moran‘sI进行相关的检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Momn‘sI指数一直保持在0.30左右，表明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见表4）。也就是说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特征应该是：产值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整理。表4.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Moran's丨指数高的省份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族群，他们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如同形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同时产值低的省份也相互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穷人俱乐部”。这样在整体上就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格局。Moran‘sI散点图根据目标地区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将所有地区分为4个象限，通常用来分析局部的空间相关性。通过散点图更加详细地探究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存在的这种俱乐部结构（见和表5）。表5.散点分布表类别省区HH（**象限）江苏、浙江、上海、山东LH（第二象限）江西、天津、福建、河北、安徽LL（第三象限）湖南、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吉林、黑龙江、云南、山西、宁夏、贵州、青海、广西、甘肃、新疆、内蒙古、西藏HL（第四象限）广东、北京、辽宁、河南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整理。可以看到，有22个省份落在了正相关的象限，即**和第三象限，这也验证了Moran‘sI指数大于0的正确性。下面具体分析这些位于不同象限的省份。落在**象限的省份有4个：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通过前面计算的行业集中度的数据可知，这四个省份也是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产值*高的四个省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富人俱乐部”。HH族群的出现也印证了空间集聚现象在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的存在，各省的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独自进行，他们相互之间具有空间依赖性。这很大程度是由知识和制度的溢出以及相邻省份带来的示范效应造成的，使得地区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影响到周围省份相同产业的发展。同样，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贫乏的地区也容易形成集聚，也就是处于第三象限的这些省份。这些省份大多是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的省份，由于自身的某些原因，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没有发展起来，相互之间没有产业的正的溢出，逐步形成了“贫穷俱乐部”。处于第二象限的省份都临近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发达省份，他们与所临近的省份在该产业上具有很大的差距，他们之间的空间关系仅仅通过以上数据是无法判断的，有可能是存在正的溢出效应但由于差距巨大使得其仍处于第二象限，也可能是存在负的溢出效应，即发达省份从邻省获取相关资源而使得邻省该产业更加不发达。处在第四象限的省份正是在一定范围区域内的充当溢出核心的省份，他们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相对产业发达的省份，他们对于周围省份有着正的或者负的溢出效应。*后，通过可以更直观地表示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情况。通过采用行业集中度（CR5指数）指标，空间基尼系数和Moran‘sI指数分析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分布现状，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近十年来，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中，通过CR5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发现，产值*高的5个省占据了该行业的66%的市场份额。但这种集中的趋势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减退的迹象，但是市场份额*多的江苏的行业占有率却也越来越多，在2009年达到了28.1%的高水平。2、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距。该产业产值*高的5个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上海，其中有三个省份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该产业发展水平普通偏低，长期以来这种局面没有明显的改变。3、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发展具有空间相关性。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分布。而且不仅全局显现出空间相关性，局部之间也是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该产业的发达省份聚集在一起，通过溢出效应彼此促进发展，在东部沿海形成了“富人俱乐部”，而该产业的不发达省份也聚集在一起，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我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聚，而且相邻省份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也表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存在着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因此，某一省在发展本省的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时，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相邻省份带来的正的溢出效应，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负的溢出效应。而对于中西部的“贫穷俱乐部”可以考虑在国家政策层面培植一个发达的产业大省，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